2020年的一天，一条银行账户被法院扣划400余元的短信提示让王亚懵了，以为遇到了诈骗，他当即拨通了银行客服电话，回复却让他更加一头雾水：“经过查询，您的这笔交易是法院扣划的，具体情况您可以向法院了解一下。”自己一向遵纪守法，怎么会和法院扯上关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从未涉诉，却被列为被执行人

带着疑惑和不解，王亚赶往法院了解情况，“我被一个叫陈明的房东起诉了，理由是逾期支付房租，可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租过涉案的房子，也不认识房东，就莫名其妙败诉变成了被执行人，还被扣划了400余元诉讼费，法院是不是搞错了？”王亚查阅了相关的诉讼案卷，发现有人冒充自己的身份与陈明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，合同上“王亚”的签名是伪造的，留下的个人信息、支付租金账户都与自己无关，唯一可能成为线索的联系方式也已经成了空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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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仔细查看卷宗中的身份证复印件，王亚这才发现，对方使用的身份证，竟然是自己两年前丢失的那张。尽管自己当时第一时间补办了身份证，但遗失的身份证件仍被人捡拾并使用，这才惹下了这个莫名的官司。

为此，王亚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。没有料到的是，房东陈明在庭上向法官坚称签合同的就是王亚本人，这让王亚百口莫辩。申请再审被驳回，考虑到如不配合执行可能会上失信“黑名单”，王亚主动缴纳了3万余元执行款。

检察监督介入，真相浮出水面

王亚了解到检察机关有法律监督职能，即来到静安区检察院。检察官听取了王亚的申请监督理由，并查阅了相关的卷宗材料后，发现案件的事实部分存在疑点：王亚在沪生活轨迹与租房地址没有交集，且王亚有租房备案登记和买房记录，其中时间没有中断，王亚个人也没有额外租房的需求。同时，王亚在知道被列为被执行人后，当即向法院提出异议，第一时间报警和申请再审，整个事发过程符合常理。

种种情况都指向，当初签订租赁合同的可能的确另有其人！“那么房东陈明为什么坚称王亚就是与其签订合同的租客呢？”检察官立刻意识到，破解案件疑团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，正是房东陈明。

公开听证

检察官决定采用公开听证的方式审查案件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参与，为检察机关的审查判断提供参考意见。一场“类庭审化”的公开听证在静安区检察院召开，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面对面交流。在听证过程中，检察官捕捉到一个细节：陈明屡次强调王亚可能授意他人签订合同，但对于检察官和听证员再三询问，签约时是否审核身份证件、是否确认王亚本人签约等问题时，陈明含糊其辞，避重就轻。这使得检察官对于原审查明事实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，决定依法启动调查核实程序。

在梳理案件情况后，检察官决定以房屋的实际居住流转为突破口：陈明曾将房屋进行转租，租房合同签订后依约履行了半年，陈明收到了这两名租客转来的季度租金。这两个人究竟是谁，是否与王亚有关联，这成为了查清事实的关键。在金融机构的协助下，检察官查明，后两名租客与王亚间并无经济往来，但是其中一名租客杨琦在金融机构预留的手机号码，正是当初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“王亚”留下的联系方式，案情瞬间明朗。

检察一体通力协作，促成和解案结事了

静安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根据新证据，认定原审生效判决确有错误，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汇报。考虑到尚未能向案外人核实，陈明亦有所隐瞒，一旦推翻原审判决又牵涉到执行回转问题，市检二分院和静安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一致认为，最稳妥的方式仍是积极查找相关人员，寻找一揽子解决纠纷的可能。

几经周折，检察官打通了杨琦的电话。在检察官向其严肃阐明案件的利害关系之后，杨琦终于决定不再逃避，愿意配合调查。原来，杨琦两年前偶然捡到了王亚的身份证，一直放在身边。后来通过中介租房，因害怕个人信息泄露，在签合同时冒用了王亚的身份证。

杨琦这个关键人物的出现，不仅让王亚“沉冤得雪”，房东陈明的态度也终于软化。原来，陈明出于私心，因害怕检察机关的介入会将好不容易通过执行拿到手的3万余元全部返还，才不敢承认自己在合同相对方身份核实上疏于审查。

在上下两级检察院检察官的通力合作下，王亚、陈明、杨琦在检察机关签订和解协议并即时履行：由杨琦返还王亚垫付的3万余元执行款等，并另行赔偿不当使用陈明出租屋设施造成的1万元损失。至此，三方互相谅解，案件纠纷得以全部化解。

在检察官的见证下，杨琦郑重向王亚、陈明赔礼道歉。当着检察官的面，陈明也对王亚被牵扯进纠纷表达了歉意：“我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，说了谎话，冤枉了好人，对不起！”陈明的坦诚得到了王亚的谅解。为表达感谢，陈明事后向检察机关赠送了锦旗。（文中涉案人均为化名）

新民晚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龙潭 周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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